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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蔚蓝集团  作者:蔚蓝集团 浏览:36次 发布时间:2013/1/7 10:35:16
“大平班”,永不褪色的记忆

     

陈端端
  女,文学博士,1956年生,厦门大学外文学院日语专业教授,硕士生导师,外文学院副院长,中国教育部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日语分会委员。所授学科《汉日翻译》为省级精品课程,2010建设省级精品课程《中外文化比较》。2011年福建省教学名师;2011年厦门市劳动模范。
  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福建省外文学会理事、厦门市翻译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外国文学研究》杂志理事。
  1983年9月至1984年7月,教育部与日本文部省、国际交流基金共同举办的日语教师培训班“大平班”第四期学员,其间赴日参观学习一个月。
  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比较文化学、应用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学。

蔚蓝:陈院长,从1980年厦大毕业到如今,您从事日语教学30余载,多少往事如烟,是否还记得当时报考“大平班”是出于怎样的想法?当年得以入读“大平班”又经历了哪些困难?
  陈副院长:
我是文革后1977年2月进校的76级大学生,读了3年本科,1980年2月份从厦门大学毕业后到了华侨大学教公共日语。当时福建省有很多学校计划办日语专业,我去华侨大学工作时,学校也有要办大专班的构思,但还没有实际办起来,也仅有两个年纪大的老师和我这个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当大学老师是我的志愿所在,但在教学过程中感觉到必须继续深造才行,于是就想到日本读硕士,然而到日本读硕士起码要两年,华侨大学当时也正处于用人之际,教务处不放人。一直到国务院侨办下达可报考“大平班”的通知,因为是个不错的机会,我积极报名并努力争取到了参考资格。不过,接下来的报考却是经过了非常大的努力才成功的。
  “大平班”当时是叫中国日语教师培训班,是当时日语教育界最好的培训项目,有日语教育界“黄浦军校”的美誉,但对于我们这些地方大学的老师来说,当时机会难得而且很难考上。当年,“大平班”的学员都是经过了非常严格的筛选才过来的。华侨大学隶属于国务院侨办系统,当时系统内有华侨大学、暨南大学以及一些语言学校的日语老师都可以报考,基本上比例是四个人去考一个名额,其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
  因为“大平班”要读一年,当时学校好不容易才答应我去考。我那时的月工资只有52块多一点,不得不申请学校的费用支持。即使这样,我记得当时去上海参加考试的时候,也是坐着火车硬座去的,先从泉州坐汽车到福州,然后再座火车到上海。到上海的第二天就参加考试,文学、听力、语言、读解等等一天之内就都考了,于是当天晚上去淮海路排队买回程的火车票,不过,当时求学心情之迫切使得自己也感觉不到什么劳累。
  除了上述的困难,当时报考“大平班”还要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那时几乎是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如果考不上就必须要离开讲台,但那时的人们似乎都有着一种傻傻的执着,第一次没考上就拼第二次,最后实在考不上就只有遗憾地离开讲台。我那时就一心想着去学习,也不是想一定要出人头地,但上讲台执教在我看来是一件非常神圣的工作,绝对不能失去,虽然学校没有给多少复习时间,我还是非常认真地抓紧时间复习,但心里还是有点紧张。自己非常珍惜这次培训的机会,好在当时我男朋友(现在的丈夫)很支持我去考,给我以很大的心理支撑,结果第一次就考上了,当时觉得“傻人有傻福”,在进校时知道超过了分数线20多分时,非常高兴,觉得自己的能力够了,能考上也是应该的。
  
  蔚蓝:1983年9月,您进了当时由教育部与日本文部省、国际交流基金共同举办的全国日语教师培训班(“大平班”)第四期参加培训学习。“大平班”一年的学习在当时给自己带来了哪些变化,以致后来又有哪些影响?
  陈副院长
:“大平班”当时每一届名额是120人,如果录取分数线以上的不够120人,校方会往下调分数线以补齐名额,还有即使有考上了却没报到而造成的空缺名额也绝不允许“走后门”。我就曾给日方老师说起过一位老师连续考了4次都没有考上,是否可以补缺,中、日方老师都明确拒绝了,他们认为这样不公平,特别是日本人是很讲究公平的,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大平班”的学习完全改变了我对日语研究的方法,以及自己努力的方向、方法。上大学之前我就是一直想着当大学老师,毕业后如愿以偿地分配到华侨大学,当时觉得整个世界都是自己的,但到了“大平班”以后,就发现还有很多自己不知道的、非常新鲜的东西,我也很努力地去学,记得当时有一门必修的语法课程,好象考到优秀成绩的不到五名,而我就是其中优秀的一个。
  直到现在我都觉得“大平班”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2000年,受国家教育部留学基金委派遣,我作为国家高级访问学者在京都大学做研究。当时,国际交流基金京都事务所经常在京都大学做一些日本文化的研究或邀请各国学者一起开讲座,我都去参加。偶尔说起自己是大平班第四期的学员时,老师和事务人员、同学们都对我特别好。当说起现在执教于早稻田大学的川口老师在“大平班”指导我写的研究论文刊登在当时的学刊上一事,日方人员都表示出很敬佩的神情。大平班的知名度相当广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我碰到很多老师,在日本语教育学界只要一说到自己是“大平班”的,他们都很热情,也感觉自己的知名度提高了许多。2006年,在国际交流基金的研究经费支持下,我作为外国高级访问学者到大阪大学去,曾经的“大平班”学员的身份也使自己很大程度上得到帮助,借此东风我得以进一步拓展了学术领域的影响力,听报告、写东西,我在那里积极查资料、写论文、做讲座,最后还出了一本专著,得到了国际交流基金很高的评价。这次国家教育部留学基金委又给了我一个国家高级访问学者的名额,7月份将到东京大学,在东京大学知名教授船曳建夫所在的人类文化学研究所做有关 “从中日对称语言的使用现状看两国人不同的语用意识”的研究,主要是从对称语言中看中日两国人的价值观念。而这些都与“大平班”给自己带来的影响有着非常大的关系。

   厦门大学

蔚蓝:在“大平班”学习期间,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老师都有哪些?又有哪些颇值得回味的往事?
  陈副院长:
“大平班”当年每一届都有近30位老师是从日本派过来的,当时有一位金田一春彦老师,他是日本非常著名的日本语言学家和国语学家,当时应该有七十多岁了却仍然坚持来给我们做讲座,前后历时两个月。每次讲课都带着他的夫人一同来,讲座中他还会让他的夫人上台去表演舞蹈,印象最深的是他从不用讲义。后来才知道,《日语的特质》这本书就是他写的,所有的知识都装在他的脑子里。他讲课时总是看着我们大家,看我们的反应,这样的教学方法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
  还有一位佐治圭三老师,当时他是“大平班”的主任,连续在中国工作了五年,是一位非常好的老师。在日本,只要听说“大平班”学员到大阪,他就一定会请去作客。2006年的11月,我到大阪后就跟佐治圭三老师取得了联系,当时他身体不好,但一听说我这个大平班的学生到日本了,无论如何要请我吃饭,在大阪的梅田车站见到他时,他那颤巍巍地拄着拐杖,很辛苦的样子,真让人感到心酸。在中国,弟子上门拜访老师很正常的,他却非要亲自在梅田车站这么正式地见我,请我吃饭,让我心里感到非常不安。2007年五月份在大阪某医院住院,我们几个大平班的同学一起去看他。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对于我们每一届120个学员的名字都记得一清二楚,而他太太的记忆更好,甚至连我们是第几期的,从哪个学校来的她都知道,可见当时他们对待学生是多么上心。可以说,他的敬业、他的为人、他的热情等至今让我难以忘怀。
  
  蔚蓝:“大平班”的教学有哪些特色之处,哪些老师的课程让自己受益最大?
  陈副院长:
进了“大平班”,我们头一次被告知什么是必修课,什么是选修课,还需要参加什么样的讨论课,而当时国内的日语教学是根本没有这种课程设置的。我们感觉真的很新鲜,都高兴地选择了自己的学习课程,即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菜单”,这在当时对于我们华侨大学的老师来说是从未见过的。
  “大平班”虽然并没有专门的导师带着做研究,但学员必须参加自己所选课程的相关研究会,当时我是选择了早稻田大学的川口老师和一位来自大东文化大学老师的课,我还参加了这位老师的语法研究会,因为大东文化大学的语法比较厉害。我们每个人都得提交研究报告,在课上发表,而当时在我们国内的大学根本是没有海报论文发表的。虽然不用像现在一样写类似PPT的报告,但是要求上台去讲,要把研究的题目,研究的目的等主要内容写在黑板上的,在发表完了以后,大家给予评判与充分议论。
  可以说当时我们这些接受“大平班”培训的老师大多都是带着问题去参加培训的,佐治圭三老师对我们提出的问题总是耐心地、从分析“误用例”的方法进行讲解。他告诉我们要多注意应用“误用例”进行分析、进行比较。还有,川口老师教我们日本语教育法,水谷修老师教我们音声音韵,奥津敬一郎老师教我们句法,中條修老师教我们读解……总之,从每个老师身上学到的东西都不一样,包括许多新的研究方法,而这些方法是当时国内大学老师普遍所不具备的。
   还有,一年期间里,每个人都免费领到两大箱子的词典、字典、教科书等,这些东西直到现在还颇有用处。其中有两本是佐治圭三老师的《误用例集》,我在做翻译的时候就经常要考虑中国人与日本人在表达习惯上的不同,这本《误用例集》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还有日本爱知大学编的《中日大词典》、新村出编的《广辞苑》,森田良行的《基础日本语》等辞典,这在当时对于一个月只有52块钱的我们来讲,如何买得起?非常多的书,即使没有机会听这些老师讲课,哪怕只是得到这些珍贵的词典也是非常值的,更何况这些珍贵的书籍到目前仍在发挥着他们的作用,可以说真真实实地影响了不只是我们一代人,甚至也在影响着我的一届又一届的学生。

厦大一景

蔚蓝:当年的“大平班”学员都有一个月的赴日参观学习的机会,第一次出国给您留下了怎样深刻的印象?
  陈副院长:
我们当初去日本参观学习,到日本的第二天就生平第一次看到了雪,非常激动。早餐是自助餐,感觉很好吃,于是第一天吃、第二天吃,但第三天就不再想吃了,想起吃北京语言学院的熬白菜和玉米糊糊,头一回真切地感受到还是家乡的味道好。而橙汁、牛奶这些饮料也在喝了两天之后再也不大感兴趣了。那时日本的媒体对“大平班”学员到日本也非常关注,到日本的第四天,就有《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的记者开着4辆车来采访,其中一个问题是日本什么东西最好吃?我们许多人都说再好吃也比不过北京语言学院的熬白菜和面糊糊,想必他们应该是非常吃惊的。在东京期间,我们参观了包括银座、皇宫等在内的一些知名的地方。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在银座的4町目被一些反对中国的日本人围住,让人深刻感受到中日两国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还需要很大的努力。也存在着真正理解上的困难,而要真正认识日本,认识日本民族,就必须要加强日语的学习与研究,真正了解日本的历史与文化等各方面因素。
  现在一听到《我的祖国》这首歌,就会想起初到日本时在卡拉OK唱这首歌的情景,很亲切!很激动!以致现在我们再到日本的卡拉OK最想唱的还是这首歌,感觉会仍然非常的亲切!而这种爱国之情在国外时往往体现得会更加真切。
  国际交流基金也安排我们到早稻田等许多大学去参观访问,甚至当时大平正芳首相的儿子也与我们一起到处走,到处看,我们在东京的一个国立大学听了名家讲座。除此之外,我们还被安排参观麒麟啤酒厂等许多企业。在京都,还以嘉宾的身份被邀请欣赏日本贵族戏剧“能”。不过,那时大家还是很难欣赏这种没有太多变化元素的“戏”,感觉还不如看歌舞伎,至少歌舞伎还有舞蹈、有布景等,且布景华丽。而“能”没有,比较单调,歌词近似诗词,声调少有起伏,所以有人将它作为催眠曲,在那里睡起觉来了。现在想想,那时的我们就是十足的“草根”阶层。一个月的行程很充实,只有星期六星期天才让我们自由行动。星期六时会发给我们零花钱,在东京,我们会到浅草寺、银座去。在大阪,我们会到商店街逛街买东西,可以说到处走,也不知道东西南北,头一回出国觉得哪里都好!
   
  蔚蓝:您多年从事日语教学,在您的亲身体会中,我们的学生对于学习日语的目的是否清晰?
  陈副院长:
在“大平班”之前,日本曾经从各县选派高中或初中教国语的教师到中国的大学做日语专家,但他们主要是教日语语法,可以说作用比较有限而且也讲不了太多。以现在的评判的眼光来看,如果学外语还只是停留在只是模仿语言,而没有了解其中的语言文化是不行的。以前我们为什么选择学日语,可能很多人最初都不一定是第一志愿。许多人认为外语只不过具备一种传声筒的作用而已,一样是生源“调剂”的结果,其实在学了日语后,许多人会逐渐体会到,其实外语并不是传声筒,外语其实是国与国之间相互认识的最基础的桥墩,桥墩不结实那就是豆腐渣工程,只有桥墩结实,那这座桥才会长存百年而不垮,因为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我们在吸收了新信息的同时也给予了我们不少的提示,这些提示往往就是我们行动的指南。
  日本的朋友和老师曾经问我,你们学外语干什么?还记得当时我们经常说是为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具体说就是想学习日本先进的东西。总而言之就是学习他人。我到其他一些学校讲课就发现一些学校还停留在这样的层面,但何为先进首先是自己的标准,其实我们中国在很多方面已经做得很好,只是我们忽视了。而京都大学的一个老师曾经告诉我,我们学外语的最终目的是要认识自己。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启示。我们到国外去,第一个月之内你会感到惊奇、会有很多的感叹和欣赏。但第二个月可能就会出现视觉疲劳,先前的新鲜感逐渐消失。第三个月你甚至会开始批判了,甚至会觉得很多方面还是我们中国的比较好。也就是说,人总会从感性的认识走向理性的思考。学习外语也是如此,你会从人家的文字感受到自己母语文字的特征,你也会从人家的文化去认识到自己国家文化的独特。还有,你会从人家的思维方式去感受到中国人独特的逻辑思维方式等等。这时候,只要我们还是比较理性的,就应该知道如何认识自己,如何将自己置于世界当中了。而现实中,我的一个中外文化比较的精品课程,每次开课都有300多人选,而这也说明我们的学生对于中日文化比较认知在深化,重视程度在加强。
  “大平班”的学习对于我们老师如何搞研究起到了非常关键的指导作用。当然现在的学生有各种各样的渠道,但在80年代初,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研究型。甚至于把自己的专业方向经常说成是“日语”,现在很多老师还有这种说法。研究什么?研究方向是什么?“大平班”的学习让我们每一个学员思考了,懂得了。光说日语是不专业的讲法,应该说是日本的语言或日本的近现代文学、古典文学、语言学、语用学等等必须讲清楚。

厦门大学创始人——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塑像

蔚蓝:前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曾称赞“大平班”是中日教育合作成功的典范,不知作为“大平班”的四期学员,您是如何评价这一阶段性的中日教育合作的产物的?“大平班”的学习给自己,以至于给中国的日语教学与研究带来了哪些影响?
  陈副院长:
1985年“大平班”结束,当时教育部副部长张新胜评价其是中日教育合作成功的一个典范,个人觉得确实意味着中国日语教育的一个很大的转折。
  中国的日语教育是在7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才真正兴起的。那时候我们的大学老师大多是四五十年代毕业的,也有从台湾或国外回来的,在历次政治运动的影响下,很多人被批判甚至被认为有间谍问题受到层层审查,能够再次站在讲台上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事情了,所以老师们都非常小心谨慎,也很敬业,所教的很多内容都有着浓厚的时代特色,至今还记得当时我们学习的第一句日语就是:贫下中农,无产阶级!但大多数老师只能教一些基本的语法,许多问题他们也讲不出缘由,只能告诉学生“日本人就这么讲”。事实上每一个句子根据说话者的目的不同,情形不同,利益关系不同,在表达方式上肯定不一样。文革初期,很多大学生进入四年制大学在学了一两年甚至半年就被下放了,也有很多人从中学时就“下乡”作了知青,虽然靠坚持自学后来在恢复高考后上了大学,但日语水平也是参差不齐,可想而知在这些老师的教育下接受到的日语知识非常有限,因而即便毕业以后当上了大学老师,许多人还是不知道做研究,更不知道如何做研究,这是非常致命的。而从1980年开始的“大平班”在为培养中国的新一代大学日语教师方面是功不可没的。在大平班,很多老师包括他们的研究方法,比如句法,语法、助词等,也包括所教的近现代文学等课程传授给我们的信息会帮助学员认识到自己该向哪个方向研究。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点,“大平班”办得非常及时,被说成是中日教育合作成功典范是一点都不为过的,我想大家也会一致认同的。
  总而言之,“大平班”一年的学习对于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自己的研究上,培养了自己的研究意识、研究能力。对于课题的研究,在寻找自己的研究方向上有很大的帮助,这是最重要的一方面。我现在主要以“意识与表达”为研究课题,因为意识不同,表达方式也就不同。记得有一次我去厦门日本松下公司做讲座,当时他们给我出了个题:“为什么中国人不知道道歉?”,其实我们中国人有道歉的习惯,只是道歉的方法多种多样,日本人从自己的角度不认同而已。
  在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之际,回顾中国日语教育界的发展历程,我认为此前的每一分成绩、每一项成果都离不开为此付出毕生精力的中日两国的日语教育工作者,对于我来说,我特别感谢在“大平班”为我们辛勤付出的老师们,虽然他们许多人已经老了,或者说是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影响着我,谢谢“大平班”!

厦大的芙蓉湖 

囊萤楼——始建于1922年,取囊萤映雪之典故。以形容贫士勤勉攻读,或激励梓梓学子在艰困之环境中,勤奋读书之意。它是1926年2月厦门地区第一个共产党支部的所在地,现在是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办公楼。